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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碳达峰与碳中和迅速走红。碳达峰，就是在某个时间点，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回落。碳中和，就是排出的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被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

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概念在1997年被提出，然后迅速上升为国际环保政策目标。2016年，全球178个缔约方共同签署了《巴黎协定》，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倒推回来，实现全球碳中和目标的时间点在2050年，碳达峰的时间则要更早。

低碳，正在成为全球集体行动的目标。不过，有人指出国际环保议题背后的种种政治“图谋”。比较流行的观点有，“温室效应”是世纪骗局，低碳目标是“肉食者谋之”，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打压，将来可能上升为贸易制裁的一种手段。

01 低碳科学

环保，首先应该是一个科学议题。

不过，环保主义的伪科学让很多人谈“碳”色变，使得环保意识“宗教化”。人们容易将碳排放理解为负面的，视二氧化碳为一种威胁和灾难。

德裔英国生物化学家汉斯·阿道夫·克雷布斯在1937年提出柠檬酸循环（又称三羧酸循环）。他揭示了所有的生命体的能量代谢，都是将食物中的糖、蛋白质、脂肪三大营养要素最终转化为能量和二氧化碳。柠檬酸循环给很多人造成误解，认为二氧化碳是最终的一无是处的“排泄物”。

实际上，碳是万物生长的能量之源，碳排放和碳吸收是一个能量代谢及循环过程。比如，我们喜欢的大树，白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到了晚上则通过呼吸作用排放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植物光合作用的原料，碳氧循环是生物赖以生存的必要过程。

通常认为，柠檬酸循环是不可逆的。但近期，德国明斯特大学的Ivan A. Berg研究团队和慕尼黑工业大学的Wolfgang Eisenreich团队合作在Natur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High CO2 levels drive the TCA cycle backwards towards autotrophy》）。该论文发现了一种逆向柠檬酸循环现象。实验数据表明，在二氧化碳充足的情况下，细菌以二氧化碳为碳源。具体过程是，柠檬酸合酶推动反应生成更多乙酰辅酶A，乙酰辅酶A再通过二氧化碳的作用形成丙酮酸，丙酮酸进一步转变为糖、脂和氨基酸。当然，该研究仅供参考。（《nature颠覆性成果｜二氧化碳是能量代谢终产物和万物生长能量之源》，春晓，bioart）

上述并非鼓励碳排放，而是倡导一种理性科学的环保理念。二氧化碳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我们需要尊重自然界的生物循环规律。

在自然界中，任何动物都会排放温室气体。比如，一头奶牛每天释放300-500升的甲烷，其中90-95%是通过打嗝和口腔排放来，剩下的以粪便和放屁的形式释放。一个成人每天排放的二氧化碳大概是2.5-5千克，需要500-1000棵树与之“碳中和”。这就是氧碳平衡——森林碳汇。

人口数量大规模增长，采集燃料、猎取食物以及扩张生存地，大大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首先，石化燃料被认为是温室效应的主要制造者。数据显示，近30年来，煤、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燃烧每年释放超过百亿吨二氧化碳，远远超过10余亿吨森林碳汇总量。

其次，农业是二氧化碳排放的第二大部门。食物量的增加促使畜牧业扩张，如今全世界饲养的牛多达11亿多头，每年甲烷排放量占所有甲烷气体的20%。光牛羊就制造了全球5%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曾经发过一则报告，指出畜牧业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14.5%，畜牧业每年所排放的甲烷量相等于1.44亿吨石油。而全球14亿辆汽车所产生的碳排放量也只占全球的11.9%，基本上是一头牛抵一辆车。奶牛的碳排放量更加惊人，英国Upfield团队的负责人莎莉·史密斯在国际期刊《生命周期评估》发布一则报告宣称：每生产250克奶酪，奶牛产生的碳排放，相当于汽车开5公里。

最后，生存地扩张也增加了排碳量。大规模砍伐原始森林用于改造农田，建造畜牧场，建设工厂和城市。据统计，森林砍伐所造成的排放目前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20%。满足一家四口的一年的肉食总量，需要燃烧260加仑的原油，以及产生2.5吨的二氧化碳。

02低碳政治 

如今，环保这个科学议题，已经政治化了。

在美国，气候问题逐渐成为两党政治较量的主要内容。民主党的克林顿签署《京都议定书》，而共和党的小布什则退出了协议。民主党的奥巴马（拜登担任副总统）签署了《巴黎协定》，而共和党的特朗普又退出了该协定。如今，民主党的拜登上台后第一时间让美国重返《巴黎协定》。

如今，碳中和、碳达峰再次流行，主要原因是民主党人拜登上台。四年后，如果共和党人夺回白宫，那么国际环保合作又将冷却。可见，低碳运动的背后是政治在主导。

拜登登台后第一时间宣布重返《巴黎协定》，提出2035年美国无碳发电，2050年实现碳中和。为什么？环保主义是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也是拜登绿色新政的主题。拜登的支持者中，第一票仓不少是左翼势力，包括进步派、环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以及理想主义者，第二票仓则是科技企业、跨国公司和华尔街巨头。拜登的绿色新政，既可以堵上进步派的嘴，还可以塞满华尔街的口袋。

拜登的“绿色新政”，其实来自上面的进步派代表科尔特斯的绿色新政。她是一位极端环保主义者，认为气候变化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国家安全威胁，也是全球工业化文明面临的最大威胁”。2019年2月科尔特斯与民主党参议员马基联合发布“绿色新政”决议案，主张发展电动汽车与高铁，建设全美智能电网，发展节能建筑，目标是美国在2031年前实现100%绿色能源。绿色新政可以满足第一票仓的政治诉求，巩固其政权的合法性。

这里有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政治博弈。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发达国家通过低碳指标来打击发展中国家，遏制后者的工业化。比如，2020年巴西大火引发欧洲人的不满。欧洲谴责巴西放任亚马逊雨林火灾蔓延，巴西总统则认为这是巴西主权，他国无权指手画脚。欧洲人渴望“地球之肺”的新鲜空气，巴西政府考虑的是当地农民的生计，默许火烧雨林开垦农田。未来发达国家可能以低碳为由建立新的贸易打击手段，构筑新的贸易壁垒。这是发达国家的“肉食者谋之”。

如今，国际环保议题还是全球建制派与非建制派之间的利益斗争。其实，国际环保议题上的国家冲突正在削弱，而超越国别的利益冲突正在凸显。为什么？自苏联垮台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新兴国家与欧美世界加入融合，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超级国家主义的建制派势力。这股势力控制着全球化秩序的规则，也将国际环保政治化。

在国际上，支持环保主义的势力，不完全以国别划分——美国有人反对，有人支持。《巴黎协定》的缔约方多达178个缔约方，几乎涵盖了全球大多数国家。不管是美国还是新兴国家，只要是跨国公司、新能源势力都支持低碳行动，而知情的本土制造企业、工人及中产都反对。支持者可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反对者往往是利益受害者。

《巴黎协定》最初构想，富裕国家承诺向“绿色气候基金”捐款，到2020年每年拿出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排放。但是，到2019年为止，捐助国仅投入了103亿美元。为什么？

我们看，这种全球低碳补贴，谁受损？谁得利？这笔捐款来自富裕国家，准确说是富裕国家的纳税人——本土企业及中产，他们是直接的损失者。而在新兴国家投资的跨国公司、新能源势力以及本土政治势力获得了好处。这些补贴有多少是落到了新兴国家的农民、工人以及小企业手上？换言之，美国建制派用本土企业及纳税人的钱扶持了投资新兴国家的跨国公司，然后出口商品打击本土企业及工人。这就是全球建制派的“肉食者谋之”。

这事后来被特朗普拆穿了。特朗普，获得了美国本土企业、工人及城市中产阶级势力的支持，在担任总统的最后期间退出了《巴黎协定》。

国际环保主义背后的政治斗争是复杂的。全球建制派势力的反对也有其几分道理，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高污染意味着给他人带来负外部性，理应承担应有的代价。环保主义者的主张有其正当性。

03低碳经济

我们该树立一种怎样的环保意识呢？科学主义，还是低碳政治？

低碳，应该是一种经济行为。

气候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将气候问题纳入经济分析。他在2010年使用RICE对哥本哈根协议的结果进行预测，发现即使各国完全按照各自承诺的方式推行碳减排，也不足以达到将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既定目标。我们需要尊重自然规律，跳出政治斗争，关注个体经济行为。

怎么理解？

人活在世界上受时间有限、资源不足和欲望无穷三大约束，因此每一种行为定然存在代价。追求低碳，同样也要付出代价。人人都有过上青山绿水的美好心愿，但这个心愿不能被利用。在农村生活开门见青山，但其代价可能是远离城市的工作机会。在城市生活想要获得青山绿水的代价，可能是购买依山傍海的豪宅。我们要让孩子们知道追求低碳生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不能盲目拒绝一切石化燃料，推崇极端环保主义。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解决环保问题就是如何控制负外部性。经济学家绝对不是拒绝低碳，而是主张以代价来抑制负外部性，从而实现真正的“碳中和”。比如，人到景区旅游遭遇内急不能随地排放，工厂生产不能随意排放污水，给他人造成负外部性。如今，全球环境问题严峻的根本原因是，过去及现在的污染者没有为其排放付出应有的代价。

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发布的《斯特恩报告》预测：“考虑到突然大规模气候变化的风险，温度上升5-6度将造成相当于全球GDP5%-10%的损失，而欠发达国家遭受的损失成本将会超过其GDP的10%，而预计在今后200年内，排放综合影响和总风险的成本将相当于平均降低GDP的5%以上。”

如何解决负外部性？

首先，经济学不主张直接干预企业的排放数量和价格，主张让每一个人为排放承担应有的代价。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讲到了温室效应的科学难题：到底人类活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地球温度？这是很难测量的。怎么办？我们只需要让每个人、每个企业为自己的碳排放付出代价即可。比如，央行不可能知道哪家企业何时需要多少货币，只有让商业银行为每一笔贷款以及贷款者承担应有的代价，货币资源才能有效配置。

回到低碳议题，我们不能对每家企业、对每个人的排泄量进行限制。但是，只要让每个人、每个企业的每一笔排放支付应有的费用，即可实现“碳中和”。人的智力或许是自然界中的大BUG，它打破了自然界长期以来的氧碳平衡，但也可能修复这种平衡。怎么理解？

比如，农耕时代需要毁掉10亩森林造田才能养活一个人，但如今只需要半亩地。现代农耕技术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降低了单位碳排放。即便加上农药化肥的间接碳排放，现代农业每吨粮食的碳排放也比农耕时代更低。

温室效应的第二大科学难题是，要准确测量人类不同活动的真实排放量是有难度的。即便测量精准，我们也无法将某些活动、某些产业直接“剔除”。比如，养奶牛的排放量甚至超过养车，跑步的排放量比步行高，但是不能因此反对喝牛奶和跑步。

如果不能直接干预数量和价格，我们还能用哪些手段解决负外部性问题？

在经济学史上，最早系统讨论外部性问题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庇古时代（1877-1959），欧洲大城市如伦敦、曼切斯特、法兰克福市中心工厂遍布、乌烟瘴气、污染严重，甚至找不到一条干净的河流。庇古在他的《福利经济学》中假设了这么一个例子：火车经过时喷出的火花可能会对周围的树木或农作物造成损害，而其所有者并没有因为损害而受到补偿。这就是外部性问题。

庇古继承了马歇尔边际思想，他提出，当私人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成本时，经济效率是最优的，也就是帕累托最优。但是，上述外部性的存在说明私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简单来说就是，火车排放烧毁了农民的庄家，火车公司没有承担应有的代价，农民没有获得应有的补偿。这相当于火车占了农民的便宜。

庇古的做法是对环境污染者课以补偿性的税收，增加其私人边际成本，以使与社会边际成本相当。这样的环境税后来被称为“庇古税”。

1990年芬兰最早征收碳税，对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按其含碳量设计定额税率来征收。在美国，37个州中大约3400个地方社区对家庭垃圾征税，征税依据是家庭垃圾丢弃量，结果垃圾丢弃量明显降低，回收率明显提高。

后来，科斯、布坎南、波斯纳等经济学家都讨论过这个著名案例。1959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晦涩难懂的论文，对庇古的外部性分析提出了挑战。科斯的主张是让自由市场解决问题，只要明确产权，自由交易可以解决问题，而不需要政府干涉。后来，科斯将这一主张写成了著名的《社会成本问题》。

以碳排放交易为例。在碳排放交易市场中，二氧化碳（环境污染）作为一种私人商品进行交易，企业为二氧化碳排放支付应有的成本。企业多排放多购买，多支付排放成本。当然，企业也可以投资，特斯拉在2020年靠“卖碳”获得15.8亿美元的营收。2008年欧盟启动碳排放交易体系，2013年美国启动碳交易市场，中国北上广深等一些城市也有碳排放交易市场。碳排放交易市场试图通过价格机制，促使社会边际成本与私人边际成本相等，以求帕累托最优。这就是自由市场的调节作用。

这个市场存在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人为设定排放总额度——只有总量限额才有这个市场。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要求，各国对碳排放总量进行限额。这算是全球化的公共选择。

我的理解是，碳排放市场相当于将全球“庇古税”市场化。各国政府确定排放额度，相当于打包收取排放税，然后由市场自由交易排放权。但是这个市场需要避免重复征税和交易费用高企。在发展中国家，监管成本和寻租成本可能让碳排放市场前景堪忧。

总之，执着于宏观总量容陷入科学难题和政治斗争，关注微观代价与收益才能让问题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