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危废案中的坚守与担当丨那些年，那些案

从事生态环境执法工作多年，经手的案件像串起的珠子，每一颗都蕴含着独特的故事。其中，有一起危废案件，从最初的“迷雾锁局”到最终的“水落石出”，每一步都充满艰辛，却让我深刻体会到这份工作的重大意义。

2022年5月，一通急促的举报电话打破了办公室的宁静。举报人声称宁德一家科技公司偷偷运走废油袋。挂掉电话后，我们立刻驱车赶往现场。在企业里，我们将危废台账反复查阅了3遍，对处置凭证进行了仔细核对，还把生产车间转了个遍，却未发现任何异常。但举报人对该公司“磁性材料胚体封袋、注液压油成型、割袋留废油袋”的生产环节描述得十分清晰，这不可能是无中生有。

市局迅速作出决策，将此案提级办理，交由我们综合执法支队全力攻坚。5月31日，我们带着细化到每个生产步骤的核查表，再次前往企业。我们紧盯工人封胚、注油、割袋的操作过程，并详细追问危废收集流程。然而，企业管理人员要么称“按规定来”，要么表示“不清楚”。就在大家感到沮丧，快要失去信心时，一份夹在环保档案中的《废品处置合同》让我们眼前一亮——原来，该公司竟将废油袋交给无资质的个人进行处理。

“立刻查封。”第二天一早，我们带着查封文书直奔厂区压油间，将暂存的废油袋贴上封条，生怕稍有延误，证据就会消失不见。6月8日，全员扎进仓库进行盘点。我们将不同规格的真空袋每200个捆成一捆进行称重，把液压油桶逐个搬运并计算数量，甚至连桶底残留的废矿物油都用吸管收集起来称重。然而，核算完数据后，大家的心都沉了下去——入库量、处置量和库存量之间相差近两吨，那些“消失”的危废究竟去了哪里？

接下来的询问工作更是困难重重。当我们找到生产副经理时，他称“2021年的事不清楚”。找到财务负责人，对方则推诿说“老团队早散了”。要知道，违法事实发生在2021年10月，半年过去了，关键人员要么离职，要么躲着不见，调查工作陷入了僵局。那些日子里，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亮到后半夜，材料堆满了桌子。我们反复梳理线索，这时，分管领导另辟蹊径，提出“查财务账。再隐蔽的违法活动，也得花钱。”

我们调取了公司自2018年起的真空袋、液压油收发存台账，与省固废管理系统的数据进行比对，并结合现场盘点数量，经过一笔笔计算、一遍遍核对，终于算出“消失”的物料约为2156公斤。在铁证面前，公司终于松口。原来，在8月底，他们从宁波的废品站将1.923吨废油袋运了回来。

然而，难题并未就此结束。负责处置危废的人远在宁波，由于疫情原因无法前来配合调查。我们连夜制定电话询问方案，全程录音，并要求对方拍摄手持身份证的视频作为佐证；公司拒绝接收法律文书，我们采用电子送达方式，发送邮件又通过短信进行确认。后来，企业申请听证、复议，我们将证据链逐一拆解，一条条列举法条、阐明危害，最终让他们认识到错误，撤回复议申请，并缴清了62万元罚款。

如今回首这起案件，恰逢最严新环保法实施十周年。十年来，我们见过太多类似的“迷雾”，但每一次的突破，靠的是“不放过一个疑点”的坚韧不拔，是“换个角度找线索”的灵活智慧，更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初心。这十年间，执法手段不断升级，面临的挑战也在不断变化，但我们“守土有责”的决心从未动摇。未来，我们将带着这份坚守，继续在环境执法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为生态保护贡献更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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